周均时(1892—1949)四川省遂宁市人。青少年时期，目睹国家的衰败、人民的深重灾难，受辛亥革命先驱杨沧白先生影响和教诲，逐步树立了拯救国家民族的爱国主义思想。1920年，周均时从国外留学归来，先后在暨南大学、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任教，并曾担任同济大学、上海吴凇商船专科学校校长。1946年在上海参加民革，积极从事民主活动和军事策反工作，1949年8月20日在重庆被捕，11月27日壮烈牺牲。
少年立志
周均时12岁时，随经营棉纱生意的父亲到重庆，入正蒙公塾读书。每当老师讲到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戊戌变法、六君子英勇就义等重大历史事件时，他都激动不已，同时也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当时，在该校任教的同盟会员杨沧白，教育其学生从小要树立为推翻封建制度、振兴国家而奋斗的理想，周均时听了很受启迪。
当辛亥革命前驱邹容被清政府勾结上海租界当局抓捕并折磨致死的噩耗传到重庆后，周均时率先在学校的宣讲会上声讨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的罪行。他的演讲深深地感动了全场听众，引起强烈共鸣。
1906年，周均时随父到上海，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1910年考入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1913年毕业于吴淞商船学校。
留学德国
为了学习西方强国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思想，更好地报效国家和人民，青年周均时决定到外国留学，他在成都以第一名的考试成绩，考取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在德国留学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里的生活学习条件异常艰苦，但周均时始终坚持学习，从未间断，还经常用课余时间考察德国的兵工科技与组织管理，以及德国的社会风尚。这次留学，为他后来从教和从事革命活动都有极大的帮助。
周均时1920年学成回国，经上海返渝。1922年，他再赴德国考察，并留在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继续深造。朱德那时也在德国，经国内熊克武、但懋辛、吕超等人的介绍，周均时与朱德相识。朱德到德国是为探索今后的奋斗目标和道路，寻找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而周均时是想在那里学习科技救国的知识和本领。周均时当时只知道朱德参加过蔡锷领导的讨袁护国斗争，且战功卓著，对他秘密的追求和政治活动并不了解；但朱德的勤奋、刻苦、沉着、果断和过人的组织才能都给周均时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两人很快成为了好朋友，还同往过一段时期。外出时，朱德还将自己的财物全部给周均时保管，并鼓励他好好学习，将来为国出力。
教育报国
1924年，周均时由德国回到上海，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使他感到困惑，以科技兴办实业的愿望落空了，便决定专心从事教育，以教育报国。先在暨南大学教高等物理与数学，他的知识系统全面，讲授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很受学生欢迎。1928年，又应聘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与著名数学家何鲁共事。他为人谦和，从不摆专家学者架子，总是尽其所知详细解答学生所问，偶有记忆不清之处，决不敷衍，而是告诉学生，将尽快查明再作答复。他还常常约请一些同学到自己在校的住所谈心交流，增进师生的相互了解。他在给学生们回忆自己两次赴德的印象后说：据我的视察，以日尔曼民族的团结勤奋和认真务实精神，加上其科技基础，不须太长的时间，德国就会从战败中崛起，进而鼓励其学生团结务实，努力求学，以后为祖国的富强出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周均时返渝住领事巷。次年任重庆大学物理系主任、教授。那时，太空飞行只是少数科学家的一个梦想，他给学生详细讲述火箭的原理，预言太空飞行不久将一定能实现，勉励学生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并要有所创新。同学们在他的教导下，奠定了坚实的专业知识基础。
1940年，受教育部长朱家骅的推荐，周均时到昆明接任同济大学校长职务。该校在抗战中由上海迁来，由于战争因素，学校遭到严重破坏，迁至昆明后，住地又相当分散。同时，昆明早已有云南大学，又有刚迁来的北大、清华合组的西南联大已经招生复课。为了同济大学的生存与发展，周均时他们决定将该校由昆明迁到四川。得到教育部批准后，他立即赶回重庆，转往宜宾、南溪，经过多方联系和寻找，在宜宾城内和南溪李庄找到几座大庙和房舍作为新校址。李庄紧靠长江，背山面水，地势平坦，宜宾人口众多，市场繁荣，两地相距不远，且敌机来袭的次数不多，这样优越的办学环境是该校从上海搬迁以来所没有的。整个学校的搬迁加上调整机构，安排人事，招收新生，筹备开学，使周均时每天夜以继日地忙碌。开课后，他又将全部精力倾注在研究教学规划，检查教学情况，补充教学设备以及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上。同时，他还担任学校高等数学的教课工作，他讲课思路清晰，表情生动，语言精辟，学生对深奥的原理，很容易领悟。
民主斗士
在几年的教育工作中，周均时满怀热情，殚精竭虑，为培养人才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留德所学的科技知识，为国家的强盛，奉献着自己的满腔心血。
周均时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十分关注国家的前途和政治局势，时常思索分析，他认为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任人唯私，排斥异己，培植个人势力。他不满蒋介石政权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直言“蒋介石并非真能抗战者，借抗战以遂其领袖欲。不学无术，刚愎自用，任人唯私，排斥异已，以造成个人势力。推其用心，国家可亡，民族可灭，而其权力则不可失。训练百万大军，蓄无数特工为其爪牙，民将无噍类矣。”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撕毁了国共在重庆谈判达成的停战协议，悍然发动内战。此时，周均时已坚决站在了反独裁、反内战的民主运动行列。
因不堪受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影响牵累，周均时愤而辞职离开了同济大学。1944年，他支持重庆大学的进步学生在江北创办了蜀都中学，在经费上给予帮助，自己任学校董事长，使这所学校成为重庆当时中共地下党的一个据点、爱国民主运动的一座堡垒，培养大批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1946年，在重庆文教界人士的支持下，周均时竞选市参议会参议员成功。凭借参议会这个合法讲坛，他为民主大声呼吁，和有正义感的参议员一道要求市政府采取稳定物价的有效措施，废除不合理的政策法令。针对重庆军警宪特肆意横行、残害百姓的状况，他建议组织一个“人身自由保障委员会”向社会公开活动，得到胡子昂等的支持，参议会根据他的建议作出了决定。化龙桥警察分局局长杨安中与人争吵，开枪打死街上行人熊生渠，周均时在参议会上大声疾呼，要求惩办凶手，以平民愤而保民命，迫使杨安中受到撤职法办。
1946年，在上海担任吴凇商船专科学校校长的周均时，经常参加旅沪四川进步人士的社会政治活动。他与民革中央从香港派到上海的郭春涛等联系后，参加了民革。从此，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为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和解放而斗争的事业中。
1949年夏天，周均时在重庆与民革川东分会负责人王白与取得联系，并参加了建立民革川东分会地下组织的工作和策反工作。当时，中共重庆地下党办的《挺进报》被敌人侦破后，中共川东、重庆地下党组织又遭到重大破坏，重庆的敌特活动更加猖獗。但周均时不畏强暴，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斗争。他说：“文教界有识之士，岂可保持沉默，应挺身而出讲话，唤起广大群众觉悟，用各种有效方法打破国民党当局妄想期待美援，作垂死挣扎的迷梦。”周均时与一些校长、教师组成文教界应变联谊会，制定章程，征集会员，展开活动。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国民党在加紧镇压重庆学生运动的同时，进一步把特务魔爪伸向军政界，环境更加险恶。周均时的朋友劝他离开重庆，或者到国外去避一下，他坚定地回答：“我的事业在这里，我不能走。”
1949年8月20日，周均时被捕。狱中，敌人对他使用了诱降和刑讯，但他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位爱国学者的浩然正气和铮铮铁骨。面对刑讯和死亡的威胁，他从容不迫，每天除坚持找书看和下棋外，还向同囚于白公馆的难友讲述科学知识，探讨中国落后的原因……在11月27日的前几天，种种迹象表明，敌人将要进行大屠杀，周均时依然神色镇定，不改常态。1949年11月27日夜，周均时在松林坡英勇就义。其遗体后来葬于重庆南岸凉风垭，其遗像同杨虎城、罗世文、王朴、江竹筠等九位“11.27”烈士的遗像一起，悬挂于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供人们瞻仰铭记。
